我的天

连网友都觉得我好像有点疑神疑鬼，什么事都好像不是好事，所有东西都要往坏处想。当人真这样的时候，你是完全控制不了的。当网友这么说的时候，回复他之前，我还真的认真想了几秒钟。的确现在的我就是这么个状态，好像我一辈子都没有试过如此低落过，对所有的东西都打不起任何的兴趣。最作死的是当我在思考模式的时候，我根本没办法让自己往乐观那一方面去靠。我所知道的，我所看到的，所有结果基本上没有什么好东西，“死”经常被我挂在嘴边。几乎可以这么说，成为了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大概我真的得回家看一下到底莉芙敏的副作用有没有抑郁症？抑郁症的人症状就是对生活打不起兴趣，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自寻死路。

我觉得最恰当的方式是转移注意力，但偏偏近期让我着迷的是深圳卫视的医学纪录片。自从看了《闪闪的儿科医生》以后，我就完全停不下来了，《闪闪的儿科医生》还在更新，所以我就在那里看《我的白大褂》，已经看完了第2部，第1部也已经看了一半以上。虽然里面说的东西都离不开生离死别，但我知道他们不想让我们往那些方向想。你知道得越多，你就会了解更多死法，又或者从前你完全没有意识到是危险的东西，当你知道了某些知识以后，你觉得身边全部都是坑。比如当你不知道有隐翅虫这种东西的时候，无论任何虫子趴在身上，自然就会把它打死，但是那种东西是不能打的，你只能把它赶走，可以吹，可以弹，但是绝对不能拍死，因为那个东西所带的毒素是强酸，这就等于是一个微小的浓硫酸在你身上某个地方爆炸了。但是当人觉得痒、觉得有个虫子的时候，尤其是在那些看不到的部位，你怎么会想到要先看一下，判断一下然后再把它赶走呢？人的第一反应是直接一手过去拨开，暴力一点的直接拍死。所以到底会不会作死，倒不是因为我们认不认识那个虫，而是我们运气到底有多糟糕，糟糕到居然遇上了那些很危险的虫子。我猜世界上不会有一个人当虫子落在脸上或者脖子上，当他觉得痒的时候，会拿个镜子出来看一下，先辨认一下是什么样的虫子，然后再做处理。所以你的脸上脖子上手臂上或者腿上遭遇了点滴浓硫酸完全是因为你运气太糟糕了。

飞蚁肆虐的晚上，如果我觉得脖子痒的话，我会毫不犹豫一手抓过去，把它捏死或者抓下来甩掉，因为我知道那是飞蚁。小的时候或许还会害怕，但现在的我选择直接暴力对待。小的时候，如果那些东西落在我身上，我一定会又叫又跳，但如果是在家里，绝大多数情况下，在被飞蚁攻占之前，我妈已经发号施令，关闭房子里的所有门窗，如果有必要，连灯都得关掉。小时候住的那个房子秘密性不太好，即便把门窗都关了，依然会有飞蚁进来，所以必须得把照明的光管也关掉，同时要拿一盆水出来，让已经进入的飞蚁自投罗网！飞蚁是热天的必备项目，从来没有感觉到这种东西减少过，反而觉得多得让我习以为常。

知道得越多，你就会越畏惧。

有些东西是我不想去想的，因为我根本不想那东西发生，但是我又明白到这必定会发生。比如我可以规划好该怎么去办父母去世后的手续。首先要把身份证注销掉吗？又或者说实际上当殡仪馆把人收走了以后，身份证即便你不注销也会自动失效？我要马上去银行把所有钱都拿出来吗？但如果我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个银行有多少存款呢？我也不知道每个银行的密码是多少？最要命的是有些存折还跟家里的某些扣费是关联的。也就是我要把那些关联的东西全部都改过来。但问题是我不是户主，我不是户口本上那个户主，我的名字也不在房产证上，虽然我是继承人。这一切该怎么办呢？遗产继承人需要在房产证上改名字吗？把那些水费电费煤气费有线电视费等等的扣费关联转到我的账号上需要什么手续吗？失去了直系亲属，本来已经是一件不好过的事，接踵而来还有这么一大堆事情需要办理。

这两天看到一个消息说有妻子去办理丈夫的户口注销，因为丈夫去世了，但是看着工作人员要更换本子，丈夫永远都不会再出现在户口本上的时候，她的眼泪根本停不下来。当一家三口的户口本从三个人变成一个人的时候，我的眼泪会不会已经用完了，没有余额了呢。

大概也是前两天，我妈突然跟我说，我的表姐说既然我跟她都不结婚，当我们老了的时候，我俩就一起住。这个做法其实挺让我感到惊恐的。我们可以一起住在某个老人院，但是如果是两个人住在同一个房子里，而且是居家的那种，我觉得这太难了，我宁愿去去住老人院，我宁愿面对的是陌生人。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呢？因为光是要应付一日三餐我就觉得很烦，还有就是一起住就得一起吃，但是谁煮呢？谁洗碗呢？谁搞卫生呢？这些都是问题。在我可以可以预知的范围之内，为什么我就没有想到过两个人一起处的好处呢？跟亲戚住在一起，有些东西你还得判断到底该不该说？到底要不要麻烦人家？但是如果面对的是陌生人，就只需要判断我是不是必须得找人。如果必须得找，给钱就好了。

很早以前我就已经申请了器官捐赠。前段时间我要把之前签署了寄万捐赠取消了，然后改了个地方签，同时把三个选项都勾上。至于那三个选项到底是什么，其中一个我已经不记得了，余下的是器官捐赠和遗体捐赠。相对而言，我自己的了结对我自己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我去世以后，我的遗产应该留给谁呢？我不知道。如果我不做这个处理，不做这个声明，会不会那些钱就会一直冻结在那里呢？如果我走在我爸妈之前，对我来说是舒服的，但是对他俩来说，这实在太残忍了。所以残忍这种事是一定会发生的，只是发生在我身上还是发生在别人身上而已。

什么安享晚年、什么儿孙满堂对我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事。我生在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里，但现在那里的灯火、那里的烟火气已经渐渐熄灭远去了。

能躲就躲，尽量不见人，这是一个什么病态呢？之前我觉得我有这种症状，但现在我觉得这个东西越发的明显了。这个症状出现在我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甚至已经到达了一种困扰的地步。有些人我是必须见的，有些人我是必须隔一段时间就见一下子的还好一点。因为这根本不容得我去选择到底要不要见，到底什么时候见。余下的那些貌似我是能不见就不去见。更多时候是明明可以见，其实也没什么，但是我却选择一直都躲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个症状的呢？难道是疫情这三年把我逼疯了吗？

见与不见，之所以选择躲起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见一个不常见的人或者说不是必须见的人肯定会打乱我的生活。我不能像平时那样游手好闲。我的游手好闲不过是在那里睡一下觉，看一下电视而已。因为长期都处在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到底什么叫有空，对我来说已经挺混沌了。把自己主动暴露于未知之中，这会让人莫名地感到焦虑。不知道去的时候会不会塞车，不知道该去哪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不知道穿什么衣服，不知道见了以后有什么话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束……以前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对以前的我来说最大的烦恼只是再什么时候见，以及要去做点什么，现在这已经衍生出一连串的问题。见面的兴奋已经荡然无存了。为什么会兴奋呢？为什么会想见呢？见了会对我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哪怕是让我高兴一下？现在对我来说，见面根本激不起我的兴趣，又或者说见面前和见面时的焦虑已经大大的超过了我的兴趣了。又或者说，有时我甚至已经忘记了见面的时候是会高兴的。

哪怕别人不说，我已经暗暗地觉得自己的这种反应是病态，但至于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自己说不出来。因为我觉得实际上在疫情之前我已经有那个苗头，疫情把这个东西扩大化了。疫情期间人的隔离导致所有聚会都是不能发生的，无论是亲戚还是朋友。疫情的时候，当我要跟其他人见面，首先会考虑到底是不是非见不可。琢磨一番以后发现原来也是可以不见的，那么就不要见了，免得大家麻烦，于是这就会让我产生一些畸形的条件反射，见这个面是不是非见不可呢？见这个面的利与弊到底如何呢？如果这个见面不能带出一些实质性的好处，我们为什么要见面呢？

对社牛来说长期处在隔离的环境会把他们逼疯，但对社恐来说这会营造出安全的隔离状态，降低了他们的焦虑感。但是换句话说，长期被如此保护起来，结果会让社恐的症状不断加重，最后就变成了我这种病入膏肓，而且还不打算、没想过必须纠正过来的人。

但这不代表我就不上街，我到处晃，我只是感觉身边的如果是陌生人反而会让我自在。因为某些事搭上边建立的某种关系，还得把这种关系维持下去，这个对我来说就很烦恼。归根到底是我并不介意建立关系，但是我不喜欢维持关系。

入院之前其实我有挺多东西焦虑。首先是如果医院允许陪人，我妈会陪我去医院，一整个星期家里只剩下我爸一个人。吃饭怎么办？出现状况怎么办？显然陪人这种事是不允许更换的。尤其在疫情的时候。如果当初还没放开，在疫情之前我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外面出现了疫情。我爸一个人在家里该怎么办呢？于是我考虑过在我住院在我妈陪护之前，先把我爸放在某个亲戚家。但是要做这件事很难。首先是你得有那个面子跟亲戚说，要把这么大的一个人放在别人家，虽然空间不成问题，但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如果你提出这种要求，别人通常不会拒绝，但即便不拒绝，实际上心里也是各种不愿意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亲戚愿意，该怎么跟我爸说呢？相比于亲戚，要让我爸同意更难。去年12月中旬，我妈疑似新冠，但家里又没有药的时候，这种焦虑一次又一次在我脑子里循环。理论上习新冠期间应该不允许留陪人，但万一可以有呢，这个陪人只能是我妈。

到我住进医院以后发现虽然已经没有新冠时期的很多限制，但是如果没有医嘱，依然不允许陪人，探视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但是却没有看到哪里说可以，实际上在那个病区，在我出院之前就没怎么见过探视的人。留在病区里除了病人，就是病人那唯一的陪伴。从那一天起，我就意识到，接下来的几天就只有我一个人。

手术那天的查房，斜对面的病床是术后的第一天，教授跟她说，之前让你老公在这里陪同，已经是破例，你老公今天就得走。因为我那天就要手术，因为我看到那个病人前一天从手术台回来以后的状况，所以我问教授我能不能陪人，结果教授轻而易举、很坚决地回答，那是个小手术，不需要陪人，然后就快步离开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无语，整个病房的病人和家属可能都会有类似的感受。跟着教授查房的一个女医生在临走前跟我说，之前她做手术也只有她一个人，没事的。

当你被宣布了死刑以后再怎么焦虑也没用，所以听到那个判决之后，我的确呆了那么一下，然后坦然了。没有感到害怕，没有感到委屈，但有点无奈。大概这就是命吧，我越早习惯，对我来说越好。

从手术室回到病房，我妈在手术室外就在等待着接我。但是回到病房的那个楼层后，她甚至不允许进入病区。我知道回到地方后两个小时护士护工就会要求我起来去小便。显然我是不可能独自做到的，所以在转床的过程中，护士就跟我说，那就请一天的护工吧。护工是干什么的，她们可以帮助我到什么程度，干什么事情可以找护工，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概念。因为在我印象之中，妈妈住院的时候好像就没请过护工，之所以那样，是因为当时医院允许陪人，一直都在允许陪人，也允许特定时间的探视。陪人还可以不只一个，所以护工就变得没有必要了，但在我这种情况之下，那是我唯一的选择。

后来的事实证明，相信那里的护工是对的。有些事情我真的不应该那么早就挣扎着完全自己去完成，比如术后第一天的上下床。过去这三十多年我已经经历过很多事，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可以控制，哪怕不是全部控制，，但这次，臣妾真的做不到。

这一次住院让我独自生活的经验又丰富了一些。

星期天的晚上我觉得自己没睡好，睡觉之前想下单一个洗鼻器放在家里，但是却发现之前买的那个品牌已经完全没货了。反而是可孚的又有货了。纠结了一番以后，在家里买了一个可孚的。

之所以睡不好是因为我一门心思都在周一早上早点起来做抗原。如果是阴性的话，周二早上再做一个，周二就可以正常上班了。当然这是最乐观的打算，万一还是阳性呢？第1次做抗原的时候，担心自己不是阳性，最后两次做抗原的时候，担心自己不是阴性。半夜醒来好几次，发现还只是半夜而已，只能继续睡。好不容易终于到了闹钟响起。我觉得整个人几乎可以这么说，是马上清醒的。用的是万孚的抗原试剂盒。前一天晚上我就已经找了个网店，把那个说明书图片下载了回来。睡觉之前看了一遍，早上开始做之前又看了一遍。

把那个液体滴到板上的时候有那么几秒钟。好像T那里没事。准确来说我高兴了几分钟，因为前几分钟我都没有在板上看到C和T。但渐渐地，T好像出来了，隐隐约约的。随着时间的推移，T越来越明显。最后结论就是。我依然是两道杠，虽然T的颜色总的来说已经比C淡那么一点点了。我那个T比较奇怪，是渐变色结构，一个边颜色比较深，另外那个边颜色比较浅。但即便是浅的那些，也远远没到识别不到的程度。抗原试剂盒是一个定性的玩意，如果若是硬是要用它做定量分析的话，我感觉自己只比标准值低一点点。所以打算周二上班，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从周一的效果看来，周二早上如果我能测出一个弱阳，已经是很了不起，根本不能想象，那会是一个阴。

我是上周一中午回到宿舍发现自己39.1℃的，所以到这周一早上已经过去快8天了。我是周三早上做的第一次抗原，所以从抗原出现阳性到我第二次去抗原过去了6天。第一次做抗原的时候，没过几秒钟，T就已经出来了，而且颜色非常深。那一次我担心的是C会不会出不来。如果C出不来，我就做了一个失败的抗原，最终C出来了，跟我的T相比，颜色非常淡。

我的如意算盘一开始打算的是周二能正常上班，但现在显然这个算盘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现在我反倒有点担心万一周五之前我还没有连续两次阴性，那么接下来的周末我又不能回家了。两个多月来的第一次，我有回家的念头，但是却非常有可能因为新冠的原因不得不继续推迟。为什么别人就不会高烧？为什么别人的发烧时间就只有一两天？为什么别人从第一天开始就有症状？为什么我的载毒量会那么高？为什么我的转阴要那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新冠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呢？这个东西的反应强度到底跟什么有关？种种迹象表明。有经常运动习惯的人好像高烧的几率反倒比较高，是否意味着这些人的转阴时间就一定比较长？这个又好像有点难说。所以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不同人发烧的程度不一样，转阴的时间也不一样呢？

在很多很多人都羊了以后，我们可以成为极佳的统计样本……